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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残暴屠杀

来源:http://www.eLitecheersensation.com 作者:365bet官网平台 时间:2019-10-22 19:07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究竟分歧何在呢?严格说来,赫鲁晓夫即使在秘密报告当中,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他开篇即明确肯定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各国共产党就报告未能对斯大林做出总体的科学评价这一点表示出不满之后,苏共中央更是进一步在文章和决议中肯定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他是一个理论家和大组织家,领导了党反对各种敌人的斗争,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评价问题的分歧,说到底是因为对斯大林错误性质及其程度的看法有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虽然提到了斯大林的几方面问题,但给人印象最深和引起世人震惊的,是他肆无忌惮地滥杀自己的同志。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并不认为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一百万人,其中一定还有不少真的反革命。也就是说,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肃反扩大化问题。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不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抬不起头来。至于肃反扩大化,不仅苏联有,就是中共历史上也有过,它是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的结果,不能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图片 1 既然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认识问题,那么,无论是对赫鲁晓夫过分强调斯大林的残暴,还是对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因于个人崇拜,毛泽东都不以为然。从3月31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当中,毛泽东一句没有提到个人崇拜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他并不同意莫斯科关于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个人崇拜的观点几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中共中央形式上也强调应当反对个人崇拜,但在悬挂领袖画像的问题上,其他活着的领袖画像都被取掉了,毛泽东却欣然同意自己的画像挂就挂吧! 根据这一精神起草,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通过的这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莫斯科所强调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从理论上作了某种分析,整篇文章的重点,放在了毛泽东所再三强调的错误难免论上,强调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前无古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说斯大林犯错误,主要是因为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再加上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断,这才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无产阶级专政优越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能够自己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而资产阶级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据此,毛泽东特别加写了一段充分肯定斯大林的话,称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断定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第一是难免,第二是认识偏差,毫无疑问是基于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基本的判断。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只要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不论他犯有多大的错误,也终究不过是些错误而已,并且肯定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目的所犯的错误。那么,何以判断犯有如此大错的斯大林仍然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很明显,因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旧是共产党的天下,仍旧坚持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才是评价斯大林问题的最大的是非。 不过,无论是叫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叫斯大林的暴行,这里面最让共产党人感到尴尬和困惑的,也正是这个制度问题。共产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运用阶级独裁的方式巩固政权,本来就备受崇尚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资本主义各国舆论的攻击。赫鲁晓夫等人极力把斯大林的错误同个人崇拜现象联系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生怕人们会由此联想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上去,生怕人们会提出质问:如果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为什么斯大林在世时,你们不仅不能纠正这些残暴行为,而且人人自危,不得不推波助澜? 秘密报告泄露后,苏联党并未能逃脱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就连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人,也不能不批评赫鲁晓夫不应仅仅用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性格缺点来解释问题。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民主的退化,得到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响应。那意思是说,列宁在世时和苏联建国初期,其党和国家还是比较民主的,斯大林独裁之后,苏联的民主明显地退化了。 斯大林的问题究竟是个人崇拜造成的呢,还是因为民主退化了呢?根据随后一步步披露出来的材料,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要远远超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谈到的内容。用退化这个词未必能确切地说明问题的根源。 据查,基洛夫被害,多半就是与联共党内当时还存在着的某种民主形式有关。比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代表们可以进行不记名投票,而不是举手表决。比如,基洛夫还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但正因为如此,基洛夫不幸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比斯大林多得了数百票。但这样一点民主并不能阻止斯大林擅改投票结果,更不能阻止对基洛夫的刺杀。参加这次投票的大会代表和新选出来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乃至各地党政基层领导人之所以随后大部分均被镇压,原因也显而易见。 经过调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害,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1108人被害。报告没有提到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等,被害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联邦州党委和执委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苏联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能逃出厄运。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四个一级指挥员中的三个,以及所有的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多达约五万重要的军事政治干部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军官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到半年时间。仅1936—1939年间,苏联因为政治原因被清洗和杀害的人数有数百万人之多,远远超过毛泽东估计的100万何况,这些人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些社会上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东霸天、西霸天,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斯大林自己的同志和他们无辜的家属! 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仅被囚禁和被流放的人数,也已超过1000万人,这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中国关管的200多万人。最为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屠杀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记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暗杀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等。在斯大林指挥下尤为触目惊心的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是已经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 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被说成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的错误吗?能够简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什么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的说法也不能说得清楚。因为,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略为完善些的民主体制,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并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问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教训。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显然是赞同苏共中央关于在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程度限制的说法的。他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地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 不知道是因为受到太多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还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不得不尽力维护社会主义的声誉,即使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当时也没有人公开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太过专制。当然,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包括少数党内分歧较大的东欧国家执政党,由于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增加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话题,甚至开始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对于像苏联这样一些牢牢地掌握着统治权的共产党来说,从自身制度和体制的严重缺陷上来考虑问题的必要性,似乎并不被看得特别紧要。甚至就连退化这样的字眼儿,莫斯科听起来也极不舒服。 7月初,苏共中央就专门发表声明,坚持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维埃民主,是当今世界上最充分的民主。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苏联能够在空前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并且粉碎了世界上最凶恶的德日两大法西斯战争机器。它坚持认为,绝对不能从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声明强调,苏维埃被迫对民主做过一些限制,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下是不得已的,它并不能成为产生斯大林残暴行为的一个原因。斯大林的问题,还是因为斯大林性格太过粗暴,因为有贝利亚这样的坏人控制着国家安全机关,特别是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崇拜,才使得任何反对他的行为成为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 几方面的意见比较起来,欧洲党认为斯大林问题有民主退化的背景,苏共中央强调个人品质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则认定是好心犯错误,属于认识问题,共产党阵营内部已是各唱各的调了。文章摘自《革命贰》,作者杨奎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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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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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在全世界就开始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对斯大林草菅人命、残酷镇压的大胆揭露,本来是俄国人自己开始的。但奇怪的是,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围绕着要不要取消天安门广场高高矗立着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最高领导层里还颇多犹豫和争论。结果,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中国是最后一个在公共场合摘掉斯大林画像的,也是最后一个停止公开为斯大林进行辩护的。而当初决定这样做的,竟然都是毛泽东。

  与斯大林有过如此多积怨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死后高举斯大林的旗帜,甚至至死不渝地捍卫斯大林?比较一下同样与斯大林有过相当深的积怨,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人的铁托,在苏共“二十大”后对斯大林的种种严厉批判,毛泽东的态度确实令人有点难以理解。于是,各种猜测纷至沓来。有人估计,毛泽东当时就已经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为斯大林辩护不过是想以此来防止自己死后中国会出现同样的局面。而更多的人则相信,毛泽东同情、理解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系与斯大林颇多接近,两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主要观点的理解上,几乎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

  

  苏共“二十大”风波骤起,毛泽东拒绝摘掉斯大林的像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几乎是迅速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道路。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之所以来得如此突然:一是斯大林的专制、多疑和由此而生的频繁的政治清洗,在其周围的领导人当中造成了极度的恐惧心理,几乎没有人希望看到突然出现脑溢血的斯大林从昏迷中重新苏醒过来,自然,也没有人希望再出现一个新的斯大林继续这种恐怖政治二是斯大林的国际国内政策无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导致战后苏联不仅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反而陷入到新的紧张状态之中,而过度重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生产的畸形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上特别是高级干部当中普遍存在着希望变革的心理。斯大林刚刚去世,苏共中央政治局对外马上就要求中朝两党马上结束朝鲜战争,对内则迅速公开平反在斯大林主持下造成的冤假错案,甚至在党内公开检讨斯大林时代的各种问题,包括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都很实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斯大林死后发生在苏联党自身的这种政策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权力斗争的明显痕迹。而在苏联党内争夺权力的这场角力当中,能否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大党的支持,对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十分特殊的背景,再加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过去的一些做法始终耿耿于怀,因此,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变得疏远,反倒是使它们一度变得更加接近起来了。

  1954年10月,刚刚在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取得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党的认可与支持,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不仅亲自率团来华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纪念,而且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坚持要向中国提供规模宏大的援建项目,帮助中国从长期落后的经济状况中摆脱出来因此,他此行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增加援助的重要协定,并取消了过去斯大林强加给毛泽东的一些明显不平等的协定。最直接地推动了中国基础工业建设的156个项目的援建计划,就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正式承诺并签署下来的。不难想象,赫鲁晓夫此举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双方的关系一度变得相当密切。中苏两国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密切合作,直接促成了越南停战和柬埔寨、老挝,乃至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人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方针。而毛泽东也参照苏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初步检讨,尝试着从许多方面对中国照搬斯大林的经济建设模式进行了研讨,甚至主动提出了不搞个人崇拜的问题。

  让中苏两党都没有想到是,不过两年之后,即1956年,由于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竟使得他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祝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中共中央特派朱德率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朱德一行是1956年2月4日抵达莫斯科的。14日,他们应邀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开幕式,听取了赫鲁晓夫所做的报告。让他们感到有些诧异的是,在赫鲁晓夫当天的报告中,不仅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且不止一次地暗示斯大林破坏了苏维埃的民主与法制。这在多少年来已经习惯于在各种正式场合颂扬斯大林的中国共产党人来看,自然是不同寻常的。因此,朱德在第二天大会上的致辞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他宣读的毛泽东的致辞仍旧继续称颂斯大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导师。根据当时与会者的日记,朱德突然引人注目地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

  十天之后,即大会进行到几乎最后一天的时候,人们终于知道苏共中央在大会期间对斯大林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漠了。

  赫鲁晓夫从24日深夜起一直到25日凌晨,向苏共代表们做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并严肃地告诫与会者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但是,会后,同样是根据赫鲁晓夫的主张,苏共中央分别向几个大党的代表团的负责人提交了这一秘密报告的副本。这是一个多少有些致命的决定。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所有共产党人深感震惊。

  秘密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报告暗示,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1934年被暗杀可能与斯大林有关,而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事件,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假案错案,并大开杀戒。仅1934年参加联共(布)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被指控为“反革命”而被捕,或流放或被杀;这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70%因为同样的罪名被逮捕并枪决。仅在1937—1938年两年时间里,经斯大林亲手批准捕杀的名单就有383份,几乎都是党、政、军、团乃至文艺界的重要干部,人数竟达到4.5万。

  自从列宁死后,斯大林早已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和象征,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突然之间,斯大林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嗜血成性的暴君,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打击共产党人的形象,给西方世界提供最有力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然而,做事一向容易情绪化的赫鲁晓夫丝毫没有考虑到这种严重的后果。他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但却相信“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的”

  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只是在苏联党的代表大会上做这个秘密报告,而不让各国党知道,事情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至少,秘密可能会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它对各国共产党,包括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小得多。但是,即使如此严重的报告已经被党代会的代表们所知道了,要想封锁住消息只会在苏共党内乃至整个苏联内部引起无端的猜疑和分歧。因此,会议刚刚结束,赫鲁晓夫的报告文本就被下发到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体党团员和普通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当中去了。很快,各国党也都知道了这个报告的内容。它自然会造成一连串的震动和风波。

  还在大会期间,当发现苏共中央有批评斯大林的意图之后,中共代表团就急忙去电北京,询问应付办法。中共中央当时的答复是:会议照常参加。

  28日,赫鲁晓夫特别约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等。他在与朱德的会谈中就秘密报告产生的经过及其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还远不止报告所揭露的那些。尤其是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斯大林过分依靠镇压和剥夺的方法,对苏联的农业生产以及工农联盟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朱德按照代表团商定的意见,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不过,朱德在私下还是对苏联方面讲过: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属于苏联共产党,也属于各国共产党,你们对他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却不同其他党商量,这不合适。

  在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副本之后,邓小平很快就带回北京,并译成中文大字本,分别提交给毛泽东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17日即开会讨论秘密报告,交换看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敢于揭盖子、破除迷信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与会者也担心赫鲁晓夫此举过于草率,如此不全面地谈论斯大林的功过问题,侧重于强调斯大林专制残暴的一面,一旦消息泄漏就很可能会给资产阶级提供攻击共产党人的口实。此即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当时他对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毛泽东的“喜”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干预的情况下,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因此,他对斯大林不仅早就没有多少敬畏之心,而且并不把斯大林看做是真理的化身。如今赫鲁晓夫自己打碎了笼罩在斯大林头顶上的层层光环,暴露出了其丑陋的一面,这自然会让毛泽东在心理上感到某种满足。但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却颇感担心。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的几乎同一天,即美国时间的3月16日,《纽约时报》驻东欧国家的记者就发出报道,披露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消息。18日,毛泽东刚一得到新华社的通报,就紧急召集书记处成员开会,商量对策。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接连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研究应当如何表态等问题。很显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冲击,特别是在共产党国家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对此,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明确认为,必须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写文章,进行补救。即要从正面讲清楚,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是共产党人勇于解剖自己、改正错误的表现;而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故不论斯大林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也不能否认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否认领导了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三十多年的斯大林,事实上就等于否认自己。

  基于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与刚刚从莫斯科参加完苏共“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苏联大使尤金有了一番颇能反映其对赫鲁晓夫报告真实看法的谈话。31日,在与尤金的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他已经看过了邓小平、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报告的副本。他说:在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人不好先说话,因此,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随后,他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他对斯大林由来已久的不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斯大林从1926年起,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少错误,包括1926年过高估计国民党;30年代不考虑中共的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旧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极不光彩地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如此等等。

  毛泽东最后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七条,即:一、目无法纪的肃反;二、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三、对农民的政策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危害;四、非法迁移某些民族;五、否定集体领导原则,过分听信谄媚;六、独断专行;七、对南斯拉夫等国的外交政策有严重问题。

  他特别提到了“逼供信”的问题,并显然记起了他在江西时期的“富田事变”和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富田事变”和“抢救运动”与斯大林的目无法纪的肃反几乎如出一辙,也是用“逼供信”的办法取得了大量的假口供,前者造成了红二十军从班长、排长直至军一级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后者同样使大批党的干部被诬为特务内奸,好在因各方面反应强烈,毛泽东及时觉悟干预,半途刹车,幸未酿成严重惨祸。

  从这时起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下都直截了当地批评斯大林,有时还批评得相当尖锐。许多历史旧账和恩恩怨怨都被提了出来,并且归因于斯大林。但是,即使在毛泽东与苏联大使最初的这次谈话当中,他也没有忘记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当苏联大使随后通知中共中央说,苏联已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联党领导人的像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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